日前释放的多种信号表明，坊间一直流传的中国经济已经陷入通货紧缩的判断至少还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决策层的认可。主要理由有二：一是财政部和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先后站出来对中国版Q E传闻进行辟谣；二是4月30日刚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时，再次强调要增加公共支出并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而不是“开闸放水”释放流动性。在笔者看来，之所以大家对此判断出现分歧，主要是由于各自对通货紧缩的定义及其判定依据的看法不尽相同。


由世界上34个国家的900多名知名学者编纂的《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将通货紧缩定义为“一种与通货膨胀相对应的价格下降和货币升值的过程”。美国著名货币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有一句经典名言：“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的通货膨胀无一例外都是货币现象”，通货紧缩作为与通货膨胀相对立的经济现象，自然也应该与通货膨胀一样首先是一种货币现象。


只是，通货紧缩中的“价格下降”通常指的是社会一般价格水平的连续下跌现象。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存在普遍的产品价格下降，而不是个别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下跌；二是较长时间的价格下降(一般认为应持续6个月至一年)，而不是短时期内的价格下跌。在理论上，目前还缺乏衡量一般价格水平的完美指标，在实践中，通常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 PI)、工业品价格指数(PPI)和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作为一般价格的衡量指标。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今年一季度CPI同比涨幅1 .2%，涨幅较去年同期回落1.2个百分点，持续在低位运行，PPI同比-4.6%，已是连续三年保持同比负增长。上述数据是许多人判断中国经济已陷入通货紧缩的主要依据，但是，在中国由于C PI指数构成中食品类商品的权重比较高，而住房与服务类的商品权重较低，所以仅以“被猪肉价格绑架”的C PI数据作为中国经济通缩的判别依据总是不那么让人信服。


另一方面，如果仅以“价格下降”作为是否进入通货紧缩的判别依据，还有一点常被大家所质疑，那就是：价格下降并不一定都是坏事，并由此衍生出“好的通缩”与“坏的通缩”的区别。由于生产技术、生产效率的提升，或者某些外部冲击(如进口石油价格下降)导致总供给扩张，带来最终产品的产出增加和价格下降，这被称为“好的通缩”。比如，近几十年电子产品价格的不断下降，近两年由于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挫导致中国国内相关产品价格下降等等。


显然，在大家的意识里，与通货膨胀一样，通货紧缩总是令人讨厌的，而现在出现了“好的通缩”，说明仅从“价格下降”的角度来诠释“通货紧缩”存在片面性。笔者以为，“通货紧缩”必须有第三层意思，那就是：由于价格普遍持续性的下降带来了生产过剩、投资和消费不足、经济低迷甚至经济萧条。简单理解就是，由于货币供应的不足导致了社会产品的持续下降，进而对经济增长直接造成了伤害。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大家在讨论“通货紧缩”时，有人说的是“好的通缩”，有人说的是“坏的通缩”，就没有了讨论的前提。


从上述“通货紧缩”的三层含义出发，就可以初步判断出中国确实还没有陷入通货紧缩阶段。第一，虽然中国C PI和PPI长期低位运行，但这更多的是农产品价格下跌、外需不振和国际石油价格下挫造成的，并不是单纯的货币供给不足造成的。数据显示，2014年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 2余额同比增长12.2%，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6%，二者都高于G D P增长与C PI增长之和，说明中国经济整体上流动性是够的；第二，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仍运行在合理的区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更多的是趋势性的因素，社会产品价格下跌是经济下行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将因果倒置，就可能使得制定的宏观政策南辕北辙；第三，理论上讲，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能拉动经济增长，但在当前中国，这一点可能不成立，因为中国金融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在缺少投资机会的情形下，盲目“开闸放水”不仅实体经济获益有限，还会带来更令人讨厌的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


4月30日刚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时，再次强调了三点：一是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把握好度，注重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加大定向调控的力度，及时进行预调微调，而不是转向宽松的货币政策；二是没必要夸大经济的下行压力，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公共开支来短期稳增长，通过降税清费来长期稳增长；三是注重扩大消费需求，挖掘消费潜力，培育新的增长点，着力经济结构的转型，而不是一味强调稳增长。很显然，上述的宏观调控基调进一步折射了中国决策高层对“通货紧缩”内涵的正确认识。